?“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古往今來成大事者，英勇果敢是必備的品質。然而有時候，勇敢不是沒有成為敗事之端的可能。
《三國演義》中的袁紹，可謂勇敢的反面典型。閹黨禍亂朝綱，他力主誅殺宦官，董卓擅權營私，他統領十八路諸侯討伐。然而，他舉大業的雄心，遠不如割據一方的貪心強烈。吞并了“冀青幽并”四州還不夠，又同曹操爭霸中原，最終失敗覆亡。曹操評價他：“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是謂該勇不勇，不該勇又勇了。
并非所有的勇敢都值得推崇，什么時候該出手，什么事情決不能出手，取決于理智和道義。有時候選擇“不敢”，不敢侵占民脂民膏，不敢貪戀榮華富貴，雖然看上去近乎“怯懦”，卻顯出明察是非的遠見卓識。就算被人指作“沒膽量”，又有何妨？
勇敢的能量是正還是負，取決于目的和時機。同樣是勇敢，敢于解放思想打破教條束縛，敢于提出尖銳批評意見，同敢于打擦邊球另搞一套，敢于公款吃喝送禮，性質天壤迥異；同樣是“不敢”，不敢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不敢打破選人用人潛規則，同不敢縱容家人為非作歹，不敢同老板大款勾肩搭背，影響大不相同。一些資源能源大省，在轉型發展、淘汰落后產能上畏葸不前，而主管項目審批的副省長和發改委卻成為腐敗重災區；一些紀檢監察干部，醉心于職級晉升、工作福利，卻對“問題干部”視而不見、不敢過問，以至“小蒼蠅”長成了“大老虎”，問題歸結到一處都在于，“膽子”跑偏了。
宋代理學家張載曾評價自己：“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這何嘗不是為人處世、調和鼎鼐的黃金法則？在公事上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事業發展便會無往而不利，問題迷霧、矛盾僵局、利益桎梏，無論哪只“攔路虎”，到頭來都只是“紙老虎”；在私事上退避三舍、畫地為牢，放棄了功名利祿、花天酒地、人情關系，守住的是做人本色，成全的是清廉人生，相較費盡心機追逐私利，不更讓人舒心？于公義，進一步就會柳暗花明；于私利，退一步才能海闊天空。若是顛倒過來，人必難成大事，政治生態也會因之烏煙瘴氣。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對黨員干部而言，最大的風險危機常常就隱藏在公私不分、勇怯不辨中。促改革謀發展滿腦子想的都是個人政績，再多勇敢能有多少出息？改進作風顧慮的全是利益待遇，何求刮骨療毒清除入髓頑疴？擠占民利不顧群眾反對，職務消費不怕揮霍浪費，子女不肖不加約束，越是大膽越會制造更多更嚴重的違紀違法。正因為這樣，揮舞權力之劍，必須時時謹記公私勇怯的辯證法則。“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方今之際，深化改革永無止境，社會發展催人奮進，惟有在公與私、進與退、勇與怯的問題上擺正態度、找準方位，才能成就一番無愧于天地人心的事業。
想起了周恩來總理。于公，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即便生病住院也常常連續工作十多個小時；于私，絕不占公家一分錢的便宜，到哪兒就餐都如數付錢、交糧票；坐車去理發、去公園、去醫院以及私人訪友，車費都記入賬冊，月底從工資中扣除。共產黨人勇做公而忘私、剛正不阿、敢于任事的表率，還有什么值得畏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