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民對改革有更多獲得感，“辦事不求人”無疑是題中之義。這是普通人期盼的愿景，是法治中國最為生動的情形之一。從改革的角度來看，“辦事”既是人與事打交道，也是人與人打交道，前者關系制度優化，后者考驗政治倫理。中辦、國辦印發有關《意見》，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就是要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用制度管住權力“任性”，以規則重塑權力運行，以責任校準權力觀念。
今天起，我們將連續推出三篇本報評論部文章，與您一起探討改革中的人與事、權與法、公與私，一起瞻望“辦事不求人”的新時代。
破解“辦事難”，必須管住管好權力，讓其規范運行。權力清單的出臺，讓“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有了更堅實的制度依托
有這樣一個相聲，至今仍讓人記憶深刻。演員老馬在外地表演，向飯店服務員提出“晚上有演出，能不能提前半個小時吃飯”，服務員答應為他煮碗面，但得“填個表”。表填完后，經過層層審批，結果四天過去了。老馬乘火車回京的時候，飯店經理居然趕來——“那碗面條批下來啦！”
四天才批下一碗面，這樣荒誕的故事，過去有，今天也并未完全消失。今年全國兩會上，人大代表陳義龍講述了他的親身經歷，引發共鳴。他所在企業的一些新技術產品需要審批，可“一項審批時限20天，拖到第十九天才通知，缺某某材料辦不了！”“權力任性，小鬼難纏，辦事太難。”老百姓的調侃，道出了問題的所在。
應該說，這些年來，尤其是經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洗禮，以及政府簡政放權的自我革命，“公章長征”的事情有所減少，臉好看了，門好進了，話也好聽了。但在不少地方，群眾仍然面臨“中梗阻”的問題，“最后一公里”現象也依然存在。癥結到底出在哪里？
從權力運行本身反思，群眾辦事難，與制度不完善、問責機制不健全、一些干部手中自由裁量權過大不無關系。在不少地方，由于沒有明確而細致的權力清單和程序規定，一些工作人員想怎么辦就怎么辦，甚至故意刁難、拖延。有的則想著拿好處、吃“回扣”，明里暗里拿權力變現。正常渠道沒法辦，老百姓只好考慮托關系，找熟人，塞點“辛苦費”，送點土特產。“敲門敲斷手，蓋章跑斷腿，電話永遠沒人接，等終于見到領導了，吃飯唱歌帶洗腳，領導一摸紅包薄，結果事兒又黃了。”網上流傳的這個段子，生動地刻畫了群眾辦事求人的無奈心理。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破解“辦事難”，必須管住管好權力，讓其規范化運行。最近，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意見》要求，哪些權力是要保留的，各項行政職權的行使主體是誰，都有哪些運行流程，權力清單都要作具體而微的規定，并向老百姓公布。《意見》還要求強化權力監督和問責，不按權力清單履行職責的單位和人員，將被依法依紀追究責任。
通過這些制度設計，行政權力將納入法治的軌道。權力清單的出臺，讓“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有了更堅實的制度依托，“任性”的權力將被套上制度的“轡頭”。具體說，百姓找政府辦事，該找什么部門、該走什么程序、政府該怎么辦、多長時限內辦結，都由制度、清單規定得清清楚楚。政府工作人員不能刁難、拖延，否則百姓就可投訴，相關人員就會被問責，政府工作人員的自由裁量權被限制到最低。
“民者，國之根也”。解決老百姓“辦事難”的問題，是黨員干部應有的責任，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標。推行權力清單制度，促進辦事規范化、法治化，將開啟“辦事不求人”時代。可以說，每一份權力清單，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諾書，都是對法治中國這本巨著最具體的注解。
辦事不求人，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最鮮活、最生動的情形之一。用法治的陽光，清除灰色地帶，增強服務意識，才能讓“辦事難”成為歷史的塵埃。從這個角度而言，中辦、國辦出臺《意見》，用權力清單管住“任性”的權力，乃是人心所向、勢之必然。
當然，改革永無止境。推出權力清單，解決“辦事難”，僅僅是邁出“讓百姓辦事不求人”的第一步。怎樣提高辦事效率，如何提高便利程度，諸如這些問題，也是“讓百姓辦事不求人”必須邁過的坎。“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沿著法治軌道，發揮制度效力，管住權力“任性”，我們就能在每一個事項、每一個環節中讓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啃下“辦事難”這塊硬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