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國企分類改革的思路下，混合所有制成為國企改革的大趨勢。雖然大趨勢已定，但仍有很多問題亟待厘清。最有代表性的爭議就是，國資是否要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在特殊功能領域，國資是保持相對控股還是絕對控股？
國企改革呈燎原之勢，迄今已先后有19個省份出臺了國企改革方案，根據國企功能定位來發展混合所有制成大多數省份的共同抉擇：退出競爭領域，向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領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集中。
雖然大趨勢已定，仍有很多細節亟待厘清。比如，在競爭領域，國資是否要上演大撤退？對于公共服務和特殊功能類企業，國資是否要絕對控股？當然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待于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
對于國企而言，誰可改，誰不可改，誰可大改(國有股比例降到51%以下)，誰可小改(堅守國有股比例51%以上)，至今仍是模糊狀態。頂層設計是國企改革的指揮棒，指揮棒缺失，企業和市場難免進退失據。
三分國企
哪些領域可以推進混合所有制，哪些領域不能，哪些企業要絕對控股，哪些又可以相對控股，這無疑是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面前的頭等大事。
對于上述問題，目前官方比較權威的說法是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此前在公開場合的表態。他說，涉及國家安全的少數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可以采用國有獨資形式；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可保持國有絕對控股；涉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的重要國有企業，可保持國有相對控股；國有資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會資本控股的國有企業，可采取國有參股形式或者可以全部退出。
這種說法得到了業內人士的認可。
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邱海平表示，國企和其他企業不同，它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公有制的一個載體，如果不能保留國企對涉及國民經濟關鍵領域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那么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名存實亡。
“我國憲法和黨的歷次決議都強調，我們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十八屆三中全會也講得非常清楚，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邱海平說。
22年前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可以說是上述思想的濫觴，當年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不要糾纏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論。改革開放的判斷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7年黨的十五大在黨章中首次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指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據優勢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
自此國企開始從一些競爭領域退出，向一些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聚集，借此機遇，民企迅速成長、壯大，拋下包袱的國企也煥發活力，紛紛扭虧為盈。國企民企資源互補，共同攜手共進，中國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期。
據財政部統計數據顯示，從1998年到2013年，國企數量從23萬家減少至15萬余家，國有資產總量從82211億元增加至104.1萬億元。民企增長迅猛，國家工商總局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底，我國實有企業已達1374.88萬戶，個體工商戶實有4062.92萬戶。
在實踐中，國企、民企開始擁有了各自堅守的疆域。時任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現任全國人大財政委副主任委員的邵寧對這種現象加以理論化概述，提出了國企分類改革。他在2011年曾指出，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將使國企向兩個方向集中，即公益性質的國有企業和競爭領域的國有大企業。
經歷以后幾年的發展，國企分類改革漸成共識，并演變為三種分類形式，這可以從各省市已出臺的國企改革方案管中窺豹。
《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梳理發現，迄今已有19個省市級政府正式通過了國企改革方案，其中有11個省市根據功能定位，把國企分為公共服務、特殊功能和競爭三類，此外，四川和云南把國企分為功能類和競爭類兩類，山東、廣東、海南和安徽四省雖未對國企進行明確的分類，但皆強調國企要向公共服務領域、關鍵等領域集中，間接體現出國企分類改革的觀點。僅陜西和甘肅兩省沒有涉及到國企分類改革。
以上可以看出，各省市雖然具體的說法不同、各類型所涵蓋的行業略有差異，但國企改革分類說已日漸成型，大體分為公共服務類、特殊功能類和競爭類。
公共服務類是指帶有公共性或公益性的企業，這類企業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接受公共補貼為主，主要履行社會公共服務職能，提供社會公共產品，承擔國家公益性或公共性政策目標而不承擔商業功能。
競爭類企業主要涉及制造業、商貿物流、房地產、金融等領域，這類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屬于高度市場化的國有企業，只承擔商業功能和追求盈利性的經營目標。
特殊功能類企業包括軍工、能源等領域，這類企業主要承擔國家特殊的政策性功能，它們有一部分商業功能，也有一部分非新商業性或政策性功能，但其皆要求以企業自身發展和經營活動盈利為基礎和前提。對于各省市而言，它們主要承擔當地政府重大專項任務、服務戰略性任務。
有進有退
建立在分類改革的基礎上，有進有退、優化國資結構成為各省市指導國企改革中一個總的原則。延續前二十年國企改革的態勢，國資向公共服務領域和特殊功能領域推進，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生態保護與治理等重要行業、關鍵領域集中，退出競爭領域。
比如，北京《關于全面深化市屬國資國企改革的意見》提出，80%以上國有資本將集中到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保護、民生改善、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國資增量將從不具備競爭優勢的產業和環節退出。
上海“國資國企改革二十條”要求，經過3-5年的扎實推進，市國資委系統80%以上的國資集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基礎設施與民生保障等關鍵領域和優勢產業。
雖然大趨勢已定，但仍有很多問題亟待厘清。最有代表性的爭議就是，國資是否要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在特殊功能領域，國資是保持相對控股還是絕對控股？
為了加速國企改革，鼓勵民資的發展，有些省份甚至提出，國資要完全退出競爭領域、在競爭領域不設底線。這些觀點引起輿論的爭議，有專家直指這是要國有資產私有化。
對此，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的廣東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梁軍表示，所有國資沒有必要完全從競爭領域退出。對于那些規范經營、沒有依靠政策保護并能有所盈利的國企，沒有必要強調私有化。只要國企不享受特殊政策，沒有行政保護，公平參與競爭，就沒有必要退出。
之所以強調不設底線，梁軍認為，更主要是為了鼓勵非公經濟的發展。“不這樣講，具體的執行部門總感覺有個紅線在那里，認定50%的底線不能突破，這樣不利于非公經濟進入競爭領域。”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撰文稱，如果競爭性國企不復存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將演變成與西方國家完全一樣的模式，這不僅關乎國資體制的前途與命運，也是否定中國30年的成功改革。
與競爭類相比，有關公共服務類和特殊功能類的爭議更大：具體包含哪些行業？是否要國資絕對控股？是否要引入民資？
比如，像醫療衛生、水務、交通等這些包含公益性質的行業具體如何歸類？是否完全由政府承擔？從現實經驗來看，這類企業同樣存在市場化操作的空間。就地鐵而言，香港地鐵就是盈利的，而內地地鐵卻是虧損的。
當然爭議最大的還是特殊功能類的壟斷行業。在7月份國資委推出的6家試點改革企業中，民眾呼聲最高的中石化和中石油卻名落孫山。從這里可以看出政府對于壟斷領域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慎重。
其實，對于如何推進這些領域國企的改革，大多數人的觀點已趨于一致，那就是拆分。
天則經濟研究所華南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趙旭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分析，能源行業雖然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但并不是所有環節都涉及國家安全。石油儲備需要保密，需要政府控制，除此之外，零售、煉油、勘探、榨油都可以向民企開放。到底是去國企還是去民企開辦的加油站加油，明顯與國家安全無關。
邱海平也認為，在航天、石油、核工業等這些天然帶有戰略性、影響國計民生的行業也不是鐵板一塊，因為像石油、天然氣這些行業都是產業鏈，包括生產環節、研發環節和銷售環節，我們只需要控制其核心部分。
“對于一些戰略性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不能搞混合所有制改革。”邱海平強調，但要對此進行清晰地劃分，哪些涉及國家機密，哪些涉及國家戰略，哪些環節可以發展混合所有制，哪些不可以。總之，不能搞極端，不分主次，全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對此，趙旭建議，要用法律給予清晰的界定，哪些領域涉及國家安全，哪些領域可以放開。要立法，一切有法可依，不能朝令夕改，今天盈利了就涉及國家安全，明天虧損了就不涉及國家安全，這樣要不得。
某省直轄市國資委主任建議，應該引入負面清單模式，首先明確不能做什么，明確界定哪些領域不能進入。此外，對國有與民營持股比例、治理結構設計、發展目標任務方面不搞簡單量化和一刀切。
? ? 而梁軍傾向于實施一企一策制，即根據每個企業的實際情況來實施不同的改革方案。因為與地方國企相比，央企的情況更為復雜，尤其像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這些新聞輿論機構是否要發展混合所有制更要慎重。
“從另一方面來看，目前各地國企和央企都數量有限，其實并不復雜，讓人大代表、政府代表、國企代表共同討論，比如，北京市國資委就監管二十多家企業，一家家談不就可以了嗎？”梁軍說，我們要充分發揮人大這個平臺的作用，此外信息這么發達，讓大家公共投票就好了。“不要等中央劃線，很難的，中央很難劃出這條線。”
不過，有分析人士指出，以現階段改革而論，最該有大動作的不應該是石油石化行業，而是中糧、中建材、國藥這些競爭性行業的央企。原因在于，石油行業的壟斷、礦權管理的滯后，這些痼疾的根源在政府而非企業，而競爭性行業政府插手有限，最有條件成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戰場。